訪問：張宥涵、柯珮淇、張鈺昕
撰稿：柯珮淇、張鈺昕
賴香吟學姐訪談
陽光灼亮的八月午後，我們與香吟學姐相約在校門口，這是香吟學姐畢業後第二次回到南女，遠遠便見到學姐親切而從容地與我們打招呼，隨後，我們一同步入紅樓內的校友會辦公室，在偶爾劃過頭頂的飛機聲中，展開了圍繞校園記憶與文學的訪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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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起為洪慶在校長、賴香吟學姐、青年社柯珮淇、張宥涵、張鈺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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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學時代的文學教育
我們詢問香吟學姐，在南女求學時是如何接觸文學的呢？學姐以環境與個人兩種角度回答。
環境而言，學姐提到，讀高中的三年是戒嚴的最後三年，使人感受到的氛圍雖無限制，卻是十分規律的——進到台南女中也是為了考大學，因此，自高二分組後就十分升學導向。學姐回憶，以自己的經驗，當時除了課本，談不上什麼文學教育。香吟學姐沒有參加青年社，不過，當年印著領袖頭像的校刊內，卻刊有學姐的作品。學姐分享道：「不是說我對文藝很有興趣，或對青年社有瞭解，是因為我的好朋友參加青年社，要稿嘛，大家就湊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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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載香吟學姐小說〈邊境〉的63期《南女青年》校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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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吟學姐說，當時環境內沒有特別的文學教育，「當然你說國文課是一種文學教育，那是有啦。」她補充。學姐回憶起一位國文老師——沈韶榕老師，老師讀文言文、古詩的樣子讓她印象很好，下了課也待人親切，連寫在黑板的字都非常漂亮，對她形成了正面的影響。不過學姐認為，那比較算是是來自於人的教育——來自一個她覺得好的國文老師——而不是文學教育。
以個人角度切入，香吟學姐當時沒有特別覺得自己是一個有文學興趣的人。當時的大環境，1984～1987，正值解嚴前，台灣當代文學剛剛開始起飛，也出現了台灣新電影，社會——特別是台北——好像水即將沸騰。學姐說，很多在報社任職過的人回想起來，覺得1980年代，特別是上半期，充滿理想性，是「文化的黃金年代」。學姐接著分享，那個時候報紙很好看，「如果要說是什麼把我從一個完全對文學沒有規劃、也沒有什麼經驗的人，變成往這條路走，我覺得是那時候的媒體文化，不管從政治、社會、文藝的版面，都有很多東西可以看。」
另外，當時的北門路，幾乎一半都是書店，下課後她便會前去翻書。來自於臺北的一些出版浪潮，會零零星星地出現在書上面。學姐說，自己就是零零星星接觸、摸索，踏上寫作之路是個偶然：「很有可能同學叫我寫，我就寫了，然後考完聯考畢業了，就再寫了一個。」
香吟學姐畢業後寫的〈蛙〉得獎，從此開啟了她的寫作之路。當時正值副刊的黃金年代，〈蛙〉在不同刊物上重複刊登，因而受到了很大的關注；再加上當時的文學獎少、篩選嚴格，作品得獎，便如同得到了一張門票。至於真正有意識地接觸文學，都是之後的事情了。
文學的養成
香吟學姐說，她的文學與學校教育一直是雙軌進行，兩者不太有交叉。學校所學，並不太影響自己的寫作，而是成為自己的知識庫，讓腦袋裡有不同領域的知識。
學姐認為，對寫作者來說，有兩個東西是必要的——知識，與真實的人生閱歷。兩樣是相輔相成的，能讓文學路越走越寬。她往往擔心喜歡文藝的人覺得文藝是一個跟知識、現實沒有關係的東西，因此不關心一些「硬的知識」——比如政治、經濟、歷史等幫助人理解現實的東西。「這種non-fiction 」的東西」，學姐說：「它跟文學不一定有關係，但是我覺得做文學的人還是應該去了解。」
以歷史為例，學者關心的是研究分析，文學則關注人性在歷史裡的境遇、人性被政治摧殘、為了求生而導致的變化。她談到，我們常常覺得文學家，好像只做想像與虛構——別人把歷史材料給你，然後你就看著那些人物軌跡，憑空想像他的生活，然後虛構成一個故事，「我們現在對作家的想像是這樣子，這真的太單薄、而且會把路走得越來越窄。」
因此，學姐說，她並不鼓勵讀者只看文學書、或者直接去寫作。她認為，文學的技術要來自於外圍的磨練、知識的厚實、還有對人性的觀察，是這些夠了，會開始想寫。至於說故事、文字的技巧，學姐認為，是邊寫邊學，待個性與閱歷成熟穩定後，會更加知道怎麼琢磨。
畢業前後差異
香吟學姐曾在南女風華一世紀當中的〈韋老師〉一文內寫道：「不得不說，我開始了解這個學校實在是畢業之後的事⋯」學姐說，之所以會畢業以後才認識自己的學校，其實是時代的因素。那時候對台南女中的了解，僅僅是台南最好的女子高中、升學率如何，校園內並不會提起學校本身的歷史。記憶裡當年打掃區域旁的校史室，從玻璃往裡面看，比賽獎章、一些舊制服堆在裡面，但門是上鎖的。「我想進去看看。」學姐提起解嚴後慢慢出土的丁窈窕的故事，她說：「我們3年體育課經常在那個酸果樹下混，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情，真的從來都不知道。」
提起畢業前後所認識的南女差異，香吟學姐坦言，因在學時期的回憶不是太好，畢業後很少回到南女。前些年注意到小短褲事件，她有點驚訝：「台南女中也到了會說no的時候了。」在台文館工作時，也曾碰過南女的老師帶學生到館教學，學姐說，對她而言，這是很新鮮的事情。八年前，由於南蠻社邀請學姐的先生到校演講轉型正義，她也一起回到南女，那是畢業後初次返校，她回憶：「當時看學妹們設定議題、問問題，感覺蠻積極、勇於表態，讓我印象深刻。」
學姐認為，時代氣氛有所不同，現在允許、鼓勵一個人認識自己的所在空間——你屬於哪一個機構，這個機構怎麼從過去到今天——這樣一個本能式的問號，現在可以提出來、也可以去回答。「你們至少知道你們在唸什麼學校嘛。就這麼簡單，對吧？
在香吟學姐的小說〈霧中風景〉裡，主角對女校生活有一段很深刻的感受：「使我感到茫然的與其說是周遭氾濫的女性，倒不如說是那種徒具官感、毫不遮掩的放蕩青春令我心生抗拒。像是失去了回應的能力，找不到欣賞自己的規則。」香吟學姐表示，自己在南女的時光確實也產生了類似的感受，在那個「把人困聚在小池塘的年代」裡，「美姿美儀」訂定了一套美學的標準，無論是女生外型的要求，應對進退方式，似乎只要不符合它們，就會被貼上沒有美、不合格的標籤。「標準不是不好，但是當標準只剩下一、兩個的時候，大家就不喜歡那些標準了」。這是她對於女校裡的一種印象，〈霧中風景〉即是用相對於沈悶的校園氣氛、僵固性別意識的故事情節，去衝撞整個結構。
若現實中有一位南女學生也有這樣的感受，香吟學姐會想對她說些什麼？
「如果你覺得當下的環境與自己還不那麼契合，不妨把眼光放寬放遠。你們現在所處的時代，社會上的各種活動與資訊已經隨處可見各種不同的女性榜樣」。如今的女校，相較過去的封閉氛圍，在理念與自由度上都比較可以容納不同的樣態。她是這麼說的「相信你的價值，然後尋找與你相似的人，大家一起討論、一起進步、一起修正」。
寫作的意義
同樣從韋老師一文出發，文章最後這麼寫：「幸好還有文學這個形式可以一層一層梳理，留下人與人間細碎的善意，如同楊牧寫起戰後初期花蓮學校的回憶那麼動人」。談到寫作對於香吟學姐的意義，學姐說，寫作狹義來說是文字技術，廣義來說是人們對一件事的暸解，一種發問與回答。
她認為發問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「發問本身就是一個問題」，必須要先理解並釐清脈絡。一般來說，人們習慣的發問已經預設特定對象，比如詢問老師或專家。寫作卻需要「自己發問，自己找到答案」，再者，寫作問的常常是「社會不會回答你的問題 」。從自我發問到尋找答案，不僅成為理解世界的方法，也陪伴人們更靠近自己。「這是一條很漫長的路，但每個人有不同的機緣、不同的方式，比如有人興趣是音樂、運動或旅行，他們也在每次的規劃與練習，學會認識自己，和自己相處」。
在高中時，香吟學姐並無意識到自己會成為一個作家，但自她開始閱讀後，發現書本可以回答時代與生活環境無法回答她的問題，她認為，閱讀對於一個剛剛要認識自己與世界的青少年，是一個很棒的管道。高中時期是她接觸文學類書籍的開始，她發現文學作品可以對困境或自身困惑提供深刻的描述。從那之後，文學書就一直陪伴她度過不同的人生階段，從文字中和不同時代的人性與心靈對話。
香吟學姐認為，寫作有兩個重要的步驟，第一是從閱讀與人生經驗中學習，找出自己想說什麼，第二則是判斷，並形成自己的觀點，她認為，若做到這兩點已經很足夠了，足夠成為一個「不錯的大人」，在每一個領域皆然。在文學的道路上，如果要再更進一步，是必須找到自我風格，把內容轉化為藝術的能力。
通往文學的道路
談到香吟學姐成為寫作者的過程，她覺得自己沒有非常明確的契機，也沒有將寫作當作確定的職業，並且不否認以寫作為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事。香吟學姐認為自己不斷在「找路走」，把學術研究逐漸轉為文學相關，後來又到了臺灣文學館以及誠品書店工作。在這段身處文學周邊產業的時光裡，她清楚地體會到：有些人是出版者，有些人是研究者，有人是文物詮釋者，而這一切都必須要有文本：也就是文學作品她自己也越來越渴望，用自己的風格，說出自己要說的話。
《白色畫像》、楊牧與變幻莫測的文學
提到楊牧，在《白色畫像》的〈清治先生〉中，楊牧也貫穿全篇故事，楊牧對香吟學姐有什麼特別意義嗎？
香吟學姐說，許多讀者會說《白色畫像》寫的是「小人物」，但她認為更準確的講法是「普通人」，即所有活在那個時代的、過著普通生活的一般人，至於楊牧，以文學史的角度，很難將楊牧歸類於哪種派別的作家，他初期也不常作出政治上的表態，只是以獨特的美學，為臺灣文學做出非常深厚的累積。香吟學姐說，在那個不太能發表意見的社會，每個人的心裡都像一口井，大多為了生存而幾乎乾涸、不起波瀾，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感覺。楊牧在美麗島事件後，寫下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〉、〈悲歌為林義雄作〉等作品，與其說是為了政治的控訴，不如說是出於自身對於公平正義的思考。。
在香吟學姐的成長經驗中，有沒有像楊牧之於清治先生一樣，對她影響深遠的作家？
香吟學姐笑著說，自己無法挑選一位最為重要的，因為一旦選了某人，就會辜負了其他同樣影響過她的人。在她的經驗裡，文學作品往往隨著時間而有所不同，年輕時喜歡的作家與作品，在多年後重讀時，又會帶來不同的感受。她認為，正因為文學在不同人生階段都能生長出新的意義，所以才顯得既困難又迷人，這或許正是它最獨特的魅力。
訪談之後
訪談結束後，香吟學姐除了和我們聊到未來大學的志願和校園近況，也和我們一起翻閱了當時的校刊。隔日，在臺灣文學館的座談中，學姐也把《南女青年》校刊的照片分享給參與者，讓這場訪談的碎片意外地「走出南女」，成為一場更大的討論。對我們而言，與香吟學姐的對話，讓我們窺見了她眼中的時代、女校與文學，即使只是簡短的分享，對我們來說都是珍貴的發現，也讓身為青年社學妹的我們，看見了閱讀與書寫之於生活的力量。這場在笑語中落幕的訪談，留下的思索與啟發，將會在這所學校、這個時代裡被延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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